□李志茗

　　爷爷，在我母亲嫁给父亲之前就去世了。母亲没有见到他本人，我更没有见过。他的形象是伴随着我的长大而慢慢清晰起来的。小时候只能从长辈那里，零零碎碎听到一些他的事情。奶奶说爷爷名叫李dun，有个日字旁，因此又叫东初，还有一个名字是法辰，人家跟她提爷爷，都说东初如何如何。我不理解为什么爷爷有那么多名字，dun到底怎么写？问了父亲，才知道是“暾”字，普通话读tun，与我们本地话读音不一样。后来有幸发现爷爷亲手写的家谱残件，才知道爷爷的谱名是汝星，另取名暾，字法辰，号东初。《九歌·东君》有“暾将出兮东方”之句，爷爷的字、号均与其名字密切相关，相当贴切讲究，说明他是个有文化品位和生活情怀的人。

　　奶奶说爷爷不仅学问好，也非常有人缘，是当时我们仙游县的开明绅士，声望地位很高。她还说爷爷当过仙游县中校长，抗日战争期间为了办学，曾把她的嫁妆如金戒指、金耳环之类都拿去变卖。父亲则说爷爷读大学时思想开放，追求进步。然而他读的哪所大学，父亲没说，我也不问，是一次大伯无意中告诉我的：“你爷爷上的是复旦大学”！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起，照相比较流行，二伯将爷爷的学士照放大，给兄弟姊妹每家发一张以作纪念，我才第一次见到我爷爷长什么样子，戴着学士帽的爷爷双唇紧闭，浓眉大眼，英俊帅气，按现在的话来说，活脱脱帅哥一枚。

　　2007年，仙游一中105周年校庆，举行非常隆重的纪念仪式，出版纪念册及各种图书。其中，纪念册明确将我爷爷列为历任校领导的一员，所用照片就是爷爷的学士照，文字说明为“县立初级中学——李暾”。我在仙游一中读过书，也经历过校庆，但从来不知道我爷爷竟然与仙游一中有关系，并且当过校长。

　　于是我对爷爷萌生了兴趣，开始注意搜集爷爷的材料，包括到仙游档案馆查档案，逐渐了解到爷爷实际的出生年月为光绪甲辰年正月初三，即1904年2月18日。他的学习经历如下：1916年9月至1920年12月在仙游模范小学学习。之后在福州青会中学、莆田哲理中学各读两年书，1924年12月中学毕业。次年赴上海大学学习一学期。1926年7月转学厦门大学。1929年7月又转学复旦大学社会系，于1931年1月毕业，获得文学士学位。不管中学还是大学，他都先后读过多所，由此看来当时他转学很方便，想去哪里读就去哪里读，这可能是民国教育史可资研究的一个生动案例。

　　在厦门大学就读期间，面对内忧外患，国难深重，爷爷产生了“教育救国”思想。大学毕业后，他回乡从事教育工作。1931年8月至1935年8月，担任仙游私立尚光初级中学教务主任，他一边教学，一边“负责学校日常事务”。因该校是私立的，经费紧张，他向社会多方筹募资金，“扩建了一座两层楼教室，一座两层楼宿舍”。1935年9月起他担任仙游县立初级中学校长，直至1950年。其间，抗日战争爆发，为了避免被日本军机轰炸，仙游县中迁至我们老家横塘村，日本投降后，才搬回仙游城关。我曾经碰到一个仙游县中1949届老校友，80多岁，说我爷爷教过他，教得很好。我问他：“我爷爷教的是什么课？”他说“公民教育”。这听起来像政治课。而据一篇文章介绍，爷爷“身为校长，又教两班国文，有时还兼教一班英语”，是个多面手。

　　爷爷曾上过的上海大学、复旦大学都在上海，我也是在上海读的大学，知道他当时就读的上海大学是1922年由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创办的一所革命学校，有时会在报纸上刊登录取新生布告，便在全国报刊数据库上查爷爷的名字是否出现在这样的布告上。很遗憾，没有查到，却有意外收获，发现一篇署名李暾的文章《“从自己方寸之地做起”》，发表在《动力》1942年第1卷第5期上。

　　进一步百度《动力》这本杂志，原来它是1942年创刊于福建仙游县的政论类刊物，月刊，每月15日发行，那就可以坐实此文出自爷爷的手笔。这是一篇警醒和鼓励青年奋发有为的文章。一开头就引用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演讲中的“要做革命事业，是从什么地方做起呢？就是要从自己方寸之地做起……”等作为本文的主旨，题目也是出自这几句话中，让我非常惊艳。一方面孙中山的演讲文有8000字左右，爷爷竟能从中找出自己所需要的字句，不仅很有眼光和识见，而且说明他对该文学习得认真仔细，很有心得，手到拈来；另一方面觉得爷爷很会写文章，犹如李渔所言，开卷之初，就以奇句夺目，使人一见而惊，不敢弃去。我一口气将文章读完，酣畅淋漓，说理透彻，论述严谨，很受感染。文中还援引胡适、《大学》等名人名句，非常有说服力。结尾鼓励青年要彻底进行生活习惯以及个人态度之改造与革新，“有的须要积极方面去培养，有的须要消极方面去纠正，这是每一个青年要从自己方寸之地做起，应该走的康庄大道”，言简意赅，雄健有力，进一步点明和深化文章主题，可谓“首尾贯穿，意思清新”。

　　我没见过爷爷，对他的了解都来自耳闻，虽然众口一词盛赞他的人品、道德、学问，但我始终听之藐藐，没有什么感觉。直到读了这篇2000字不到的短文后，他的形象一下子在我的脑子中屹立起来，非常清晰，如见其人。我甚至能想象他是如何精心构思这篇文章，又是怎样春风化雨般地当众演说。身处战乱之中，他有诗和远方，生活非但不苟且，还很严谨讲究，甚至浪漫乐观，让我敬佩和感动。耳食得来终觉浅，绝知爷爷品其文，我自己揭开萦绕脑际许久的爷爷之谜，满心欢喜。今年是他冥诞120年，希望此文能告慰他的在天之灵。

　　（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