游洋登瀛堂

——百年大厝的文脉与家风
仙游今报 2025年07月18日

  登瀛堂

  □陈震辉 文/图

  在仙游县游洋镇游洋村登盈垅的田畴之间,一座青砖黛瓦的庞大建筑群静静矗立。飞翘的鹊尾脊划破天际,斑驳的马鞍墙围合着岁月,这便是始建于清光绪二十三年(1897)的“登瀛堂”。这座总面阔70余米、进深40余米的大厝,以9个天井、120余间房的恢弘格局,成为莆仙与福州建筑艺术交融的典范,更承载着郑氏家族跨越三百年的精神传承。

  一、两地风情的凝固史诗

  登瀛堂的建造者郑起玉、郑起秋兄弟,耗费十余年光阴与数万银元,才成就这座闽中民居的精品。站在大厝前的灰砖大埕上眺望,整座建筑既可见莆仙传统民居的严谨规整,又融入福州建筑的灵动精巧——青瓦覆盖的屋顶上,莆仙特有的鹊尾脊如振翅欲飞的鸟雀,而马鞍墙的弧度却透着福州建筑的温婉。这种建筑风格的杂糅,恰与游洋镇地处永泰、仙游交界的地理特质相呼应,成为地域文化交融的生动注脚。

  大厝的细节里藏着更多匠心。厅堂屋檐下的两扇挡雨墙,并非简单的建筑构件,而是家族精神的载体。墙面之上,游洋贡生郭德修所书的两则家训墨迹犹存,笔力浑厚,字字珠玑。这些文字与建筑共生,让冰冷的砖石有了温度,也让每一个出入厅堂的族人,都能在抬头间接受家风的熏陶。

  二、镌刻在墙上的处世箴言

  “勿以善小而不为,勿以恶小而为之。”挡雨墙上的第一则家训,以这句流传千古的箴言开篇,如警钟长鸣。全文短短百余字,涵盖修身、治家、处世的方方面面:“处公无私仇,治家无私法”强调公私分明;“勿损人利己,勿妒贤嫉能”告诫德行修养;“见不义之财勿取,遇合义之事则从”指明价值取舍;“习诗书,崇礼义”则凸显家族对文化传承的重视。文末“人能如此,天必相之”的信念,将个人修为与天道循环相联系,赋予家训超越时代的生命力。

  另一则家训则聚焦人伦秩序:“父慈子孝,兄友弟恭。夫妇和,朋友信”,从家庭伦理扩展到社会交往;“见老者敬之,见少者爱之”体现儒家仁爱精神;“有德者年虽下于我,我必尊之。不肖者年虽高于我,我必远之”则打破年龄桎梏,彰显“以德为尊”的价值观。尤为可贵的是对待过错的态度:“人有大过,以量容之。人有小过,以理责之”,既强调宽容的度量,又坚守原则的底线。两则家训均书于光绪二十三年(1897),与登瀛堂同龄,它们不是束之高阁的教条,而是融入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。

  这些家训的背后,是郑氏家族对儒家文化的深刻认同。“登瀛”之名便源自唐代“十八学士登瀛洲”的典故:唐太宗设文学馆招揽贤才,杜如晦、房玄龄等“十八学士”被称为“登瀛洲”,成为文人建功立业的象征。郑氏以“登瀛”为堂号,既彰显对先祖文脉的传承,也寄托着家族对子孙勤学向学、追求功名的期许。

  三、从南湖文脉到游洋基业

  登瀛堂的郑氏家族,有着显赫的文化渊源。其先祖可追溯至唐代“南湖三先生”之一的郑露,这位在莆田传播儒学的先驱,为闽中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。至明代中期,郑露的第二十五代裔孙、涵江人郑永兴、郑永通兄弟迁居游洋村,成为登瀛堂郑氏的始祖。从涵江到游洋,家族的迁徙之路也是文化的传播之路,“习诗书,崇礼义”的家风在此落地生根。

  家族的兴盛,在第十五代郑起玉(1848-1929)手中达到顶峰。这位号“清礼”的族人,以制鼎为业,其所造之鼎因工艺精湛,以“郑鼎”之名畅销各地,为家族积累了巨额财富。相传其家族田租年收入多达1500石,成为当地巨富。但郑起玉并未沉溺于财富,而是以“富而有仁”践行着家训中的“见合义之事则从”。他乐善好施,铺路修桥、资助军需,善举从清代延续至民国,其义行不仅温暖了乡邻,更赢得了朝廷与社会的认可。

  四、跨越时代的褒奖

  宣统元年(1909),一块“选元”牌匾被郑重悬挂在登瀛堂的厅堂之上。牌匾上书“钦命闽浙总督部堂兼福建巡抚事、钦命福建等处承宣布政使司松尚为,宣统元年例贡生郑清礼立”,这是福建巡抚对郑清礼捐纳为“例贡生”的褒奖,也是对其德行的肯定。

  进入民国,郑起玉的声望不减。民国十年(1921),大总统徐世昌亲笔题写“令德孔昭”牌匾,并撰写褒奖文,盛赞其“至性过人,乡评有素”“本来有德有言,人咸尊之曰‘乡祭酒’”。文中“孔门德行之科,允矣首选”的评价,将这位民间儒商与儒家理想人格相联系,足见其声望之高。

  民国十五年(1926),另一块“急公好义”牌匾送达登瀛堂,虽题“大总统题褒”,但因当时段祺瑞临时执政已卸任,牌匾的真正题写者成谜,却也从侧面反映出郑起玉的善举早已超越地域,为上层社会所熟知。

  这些牌匾与褒奖,并非家族炫耀的资本,而是对“勿损人利己”“遇合义之事则从”家训的最佳印证。它们与墙上的家训相互呼应,共同构筑起家族的精神丰碑。

  五、乡贤云集的文化盛事

  民国十七年(1928),郑起玉迎来八十大寿,登瀛堂举办了一场盛况空前的寿宴。这场寿庆不仅是家族的喜事,更成为当地文化界的盛事,光绪十五年府学禀生郑田龙、光绪三十年县学禀生林步青等文人雅士纷纷作诗祝寿,仙游县知县韩克晋亲书“百寿图”寿幛,将庆典推向高潮。

  这幅珍贵的寿幛,如今仍是登瀛堂的重要文物。幛上部绣着徐世昌的褒奖文,主体是韩克晋所书的“百寿”字样,两侧边框绘有“东海八仙”的吉祥图案,更妙的是八仙之间穿插着六首祝寿诗,出自六位不同的祝寿者之手。

  “三月霭春畅,华堂庆兄觞。莱衣齐舞彩,兰桂各飞扬”,林其幹的诗句描绘了寿宴的热闹场景;“褒肠恩赐匾,锦幛挂华堂”,郑元桢的诗则提及朝廷的褒奖,呼应着登瀛堂的荣光;姚秀青笔下的“抚孤犹子待,造福一生忙”,道尽郑起玉的仁心;郑丰稔的“孝慈遗世业,仁爱遍乡闾”,直指其家风传承;郑田龙的“麟趾诵来健,半珠啖后门”与林步青的“褒扬膺国典,旌表见天恩”,则从不同角度赞颂其德行与殊荣。这些诗句虽风格各异,却共同勾勒出一位践行家训、德被乡邻的长者形象。

  六、百年文脉的当代回响

  如今,登瀛堂已走过一个多世纪的风雨。枪楼的砖石虽有斑驳,挡雨墙上的家训却依然清晰;“选元”“令德孔昭”的牌匾虽蒙尘,却仍在诉说着家族的荣光。这座大厝早已超越了“居住空间”的意义,成为郑氏家族的精神家园,也是当地历史文化的活化石。

  郑起玉及其家族的故事,之所以能跨越百年仍被铭记,不仅因其财富与殊荣,更因其始终坚守的“习诗书,崇礼义”的家训。从唐代“登瀛洲”的典故,到明代迁徙的先祖,再到清代郑起玉的善举,家族的每一步都与“礼义”二字紧密相连。这种传承,恰是中国传统文化中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理念的微观实践,一个家族的家风,折射出一个民族的精神底色。

  站在登瀛堂前,仿佛仍能听见当年族人吟诵家训的声音。那些镌刻在墙上的文字,那些悬挂厅堂的牌匾,那些流传至今的故事,共同构成了一部立体的家族史,也为我们理解传统社会的家风传承,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样本。